蜀道再难，拦不住他们入川的脚步。
借助影像再现，能直观地体会到百年之前入川之路的千难万险。彼时中国，往来交通全赖水上船运，以及陆路上的畜力人力等，而从大洋彼岸的加拿大，到中国的西南内地四川，数万里跋涉，不仅路途漫长，更有着病疫、盗匪、兵燹等种种隐患。
明知是生死难料的异国他乡，他们却义无反顾地来了。不为探险，而是源自理想，出于信念。
正如华西协合大学的开创者之一、加拿大医生启尔德在他的《治病救人》一书中所言，中国之所以吸引他来，是因为在这里可以获得“为他人服务的乐趣，付出的壮美”，可以“走遍所有的城市和村庄，去教书，去救死扶伤”。
在穿山越海的入川之路上，启尔德他们只是“后来人”。自古至今，深深岁月里，漫漫蜀道上，走过了一拨又一拨外国人。经商、求学、避乱、探险，他们入川的目的虽然各异，但内心对这片土地的好奇与向往却是没有分别的。
据《成都通史》记载，南北朝时期，西域商人何细胡来到四川，因经商而富甲一方，因蜀地的安逸而乐不思归，干脆定居成都，踏踏实实改做“四川人”。他的儿子何妥更是成为有名的文学家和音乐家，不仅著书立说，还被朝廷指派为宫廷乐官。
公元762年的杜甫，寄寓四川，也曾惊叹这里的“外国人”如此众多。他曾写有一首《海棕行》，诗中感叹“左绵公馆清江濆，海棕一株高入云”“移栽北辰不可得，时有西域胡僧识”，算是替唐时四川热闹的“国际交流”作了一个旁证。
至于再后来的马可·波罗，那更是中外交往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。虽然有人质疑他是否真来过四川，然而他的传世之作中，却是真实无虚地描绘出成都的壮丽。在他心中，这座被江河滋养、被时光浸润的烟火成都，“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”。
今天热门话题中有个说法叫“第三文化小孩”。在四川的历史上，也有这样一群外国人，他们的无限乡愁，留给了四川。
一群加拿大人的传奇经历，投射于纵横万里的人间大地，渗透至流转百年的四川岁月。对他们而言，人在四川，所要忍受的不仅是生活的磨难，还有时间的煎熬。这是所有身处异国他乡之人都会遭遇的心灵困境。而要战胜时间，莫过于把他乡变为故乡，把自己变为“中国人”，变为“四川人”。或者，按时下流行的说法，把“四川”变为方法，然后去应对各种变化。
纪录片中，那些“CS的孩子”（这些小孩幼年时曾就读于成都加拿大学校，即Canadian School，简称CS学校）与四川一生牵挂，即便在后来回到加拿大，仍然年复一年定期聚会、追思不断，哪怕一首儿时唱过的成都童谣也能勾起他们无尽的乡愁。他们在“全球化”远未来临的那个年代，就已经被父辈的西方文化与所在地的四川文化双向浇灌，成长为“第三文化小孩”。幸运的是，文化的差异并没有造成他们的困惑，包容的四川反而庇护着一颗颗幼小的心灵，化为他们今生今世的又一个故乡。正如片中那段极其珍贵的画面，一只被称为潘多拉的大熊猫居然在大卫家的后院打滚，活泼可爱的大熊猫成为这些“CS的孩子”最难忘的儿时记忆。
20世纪30年代，华西坝的大熊猫 图据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当代影像馆图书馆
伊莎白的百年人生，曾经由《故乡几万里》同一个主创团队以相同的理念倾情制作，以《伊莎白——我的选择是中国》为主题传播于世。面向漫长的历史时光，透过伊莎白坚定的选择、伟大的人生，我们当深深体会到何谓“中国之爱”，何谓“四川之情”。
越是惊奇于伊莎白108岁的传奇，我们就越是会发出这样的感叹：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，让她超越如此漫长的时光，成就如此非凡的人生？
晚年伊莎白曾经有一句表白：“如果仅仅当观察者，大卫和我不会留在中国。我们留下来是因为被允许成为参与者。”这句肺腑之言，道出了这样一个道理：当她不再旁观，而是把自己当作新中国的一员，她生命的世界便从此一片澄明。
2019年，104岁的伊莎白·柯鲁克重回故乡成都华西坝，在志德堂前回忆童年 图据天地出版社
150多年前的四川，走来了德国人李希霍芬。作为第一个为“丝绸之路”命名的地理学家，他陶醉于四川的山山水水，更为海棠香国乐山的美丽而倾倒。借他的记录，世界从此永远记住了在东方四川，有“一种美丽至极的真正中国式的风景”。
120年多前的四川，走来了英国人威尔逊。这位“最成功的植物涉猎者”，在四川的群山之中欣喜若狂、乐而忘返。经他之手，四川峨眉仙山的高山杜鹃、珙桐等珍稀植物被带到西方，而他也因此成为“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”。
96年前的四川，走来了美籍奥地利探险家洛克，人类从此有了香格里拉的梦想。多少个日夜过去，大自然还是大自然，“洛克线”却成为了一条乡愁之线。
从陌生到熟悉，当以四川为主体讲述故事，最耀眼的两张名片必然是大熊猫和三星堆。追根溯源，这又是“四海之内，犹如一家”的两个故事。
1869年3月，四川雅安宝兴偏远的山区里，法国人戴维面对着一只他一生中从未见过的神奇动物。幸运的是，他天生的敏感与强烈的好奇，促使他对这个黑白相间的新物种穷追不舍，因为他坚定地判定：“这可能会成为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种！”
人类当感谢戴维，四川也多了一个“推荐官”。
同样要感谢的是美国考古学家葛维汉。正是这位当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馆长，远在1934年，主持了三星堆的最初发掘，整理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——《汉州（广汉）发掘简报》，由此揭开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序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