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高文不让贤臣颂；胜迹曾传陋室铭。”
这副镌刻于成都市郫都区子云亭的楹联，出自清代蜀中大诗人张问陶之手，寥寥数语，是他对蜀中同乡、西汉成都的大文学家扬雄的清新礼赞。盛世多壮歌，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君临天下时，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汉赋也鼎盛一时。汉赋之巅，当属成都人司马相如，其名篇《子虚赋》词采富丽，气势壮阔，一浪高过一浪。至汉宣帝刘询继位，他比曾祖刘彻更推崇大赋。一日，益州刺史王襄上奏，推荐一位名叫王褒的年轻人。王褒是蜀郡资中（今资阳市雁江区）人，应召进京后，汉宣帝命其作《圣主得贤臣颂》。王褒为此颇费心思，反复斟酌构思。他以御马为喻：“纵驰骋骛，忽如景靡。过都越国，蹶如历块。追奔电，逐遗风，周流八极，万里一息。何其辽哉？人马相得也！”将贤臣辅佐圣主比作善御者驾驭骏马，可谓匠心独运。王褒还善于观察生活，是汉代最具文学情趣的赋家。其《僮约》记述了在四川彭山的亲身经历，文中“烹茶尽具”“武阳买茶”的记载，成为全世界最早关于饮茶、买茶和种茶的文献。由此可知，四川地区是全世界最早种茶与饮茶的地区，成都平原是当时茶叶主产区和著名茶叶市场。王褒在不经意间，为中国茶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西汉王朝在经历了“中兴之主”汉宣帝时期昙花一现般的繁荣后，逐渐走向衰落。而正是在这个时代，一位文学巨匠悄然成长——他就是扬雄。公元前53年，扬雄出生于一个因避仇迁居成都平原郫县（今郫都区）友爱镇的家族。到扬雄这一代，家族已在蜀地繁衍生息了五代。这个看似木讷寡言的少年，胸中却藏着锦绣文章。公元前15年到前14年间，扬雄创作《蜀都赋》，其优美华丽的辞藻不仅给人以审美享受，对于了解两千多年前的四川和成都更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。公元前12年，郎官杨庄向汉成帝吟诵《绵竹颂》时，自豪地称作者是同乡扬雄。42岁的扬雄因此奉诏入京，以文学家身份走进长安。公元前8年，扬雄见京师石室藏书丰富，主动提出放弃三年俸禄，请求去石室专心读书。汉成帝特下诏准其带薪学习，并赐笔墨钱六万。从此，他开始疏离政事，潜心著述，先后仿《周易》作《太玄》，仿《论语》著《法言》。“不汲汲于富贵，不戚戚于贫贱，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。”（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）公元18年，71岁的扬雄在完成倾注27年心血的《方言》后去世。弟子侯芭为其守孝三年，最终归葬故乡。扬雄虽无后人，但两千年来，郫县乡亲始终守护着“子云坟”和纪念他的“子云亭”。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。公元824年，夕阳中的大唐帝国迎来了年仅15岁的新君——唐敬宗李湛。大明宫里的起落浮华，对于远在安徽和州的刘禹锡而言，恍如大梦一场。因参与王叔文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“永贞革新”失败，二十余年的贬谪生涯早已让他看淡朝堂纷争。在被贬为和州通判期间，他屡遭知县刁难，被迫三次搬迁，最终栖身于一间仅容一床、一桌、一椅的斗室。这位处变不惊的诗人挥毫写就千古名篇《陋室铭》，并刻石立碑，以明心志。“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”，刘禹锡笔下的这两处圣贤居所，寄托着他政治与文学的两大理想。随着《陋室铭》的传诵，“西蜀子云亭”之名也愈发彰显。这座亭台最早见于晋代葛洪《西京杂记》的记载。据《郫县志》载，原址在县西一里许，1792年郫县县令边祚游将其迁至子云墓前。此后乡人捐资在亭旁修建子云祠，供奉扬雄像，成为文人学士拜谒的重要之地。某日，清代“蜀中第一才子”、遂宁人张问陶登临修葺一新的子云亭，遥想先贤风骨，感怀蜀地文脉，他为这位西汉大儒题写了一副楹联：上联盛赞扬雄文章不让王褒《圣主得贤臣颂》之才，下联则道出子云亭因《陋室铭》而名扬天下的典故。短短十四字，既对仗工稳，又高度凝练地概括了扬雄的文章道德。细细品读，诗情跃然，意趣天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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